查理曼的皇室尊严以不同的方式向着东方宣告，他并没有把希腊皇帝看成父执辈加以尊敬，而是采用兄弟这种平等而又亲密的称呼。查理曼或许想成为艾琳的丈夫，他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臣在谈话中表达出和平与友谊，并且可能隐藏着一桩与那位公主的联姻协定，野心勃勃的她已经抛弃了作为母亲的神圣责任。两个帝国相距遥远而又无法融洽相处，这样的联合到底真实状况如何，能够延续多少时间，可能发生何种后果，都无法加以臆测。拉丁人始终保持着沉默倒是让我们感到可疑，也许是艾琳的敌人杜撰出这类的传闻，用来指控她犯下叛逆的罪行，要将教会和国家出卖给西部的外国人士。（狄奥菲尼斯谈到查理曼的加冕大典和临终涂油仪式，还有他与艾琳的婚约，这件事拉丁人都不知道。盖拉德提到他与希腊帝国的交往记录。）法兰西的使臣是尼西弗鲁斯阴谋事件的旁观者，几乎成为举国同仇敌忾的受害人。

古代罗马的叛国背逆和亵渎神圣激起君士坦丁堡的怒火，有句朗朗上口的谚语“法兰克人是好朋友和坏邻居”。然而这种做法很危险，会刺激邻人采取报复的行动，进军夺取君士坦丁堡，用索菲亚大教堂来举行皇家加冕大典。经过一段迂回而又漫长的辛苦行程之后，尼西弗鲁斯的使臣到达位于萨拉河岸的营地。查理曼在一个弗朗科尼亚的村庄，摆出盛大的排场来打击拜占庭皇宫的虚荣，至少也要给他一个下马威。（盖拉德的说法很得当，认为摆出故弄玄虚的排场非常幼稚，但是这种闹剧是演给更大的小孩看，而且有益于对方。）希腊人被连续引进四个接见的大厅：在第一个大厅有位衣着华丽的贵人高坐在上，他们正要俯下身体行跪拜礼时，他告诉他们说他仅是皇帝的奴仆，是皇家马厩的管理人。类似的误会和答话在几个房间里重复进行，陆续出现内廷伯爵、皇宫管事和寝宫总管。使臣越来越无奈，越来越焦急，一直到觐见厅的门打开，他们看到真正的国君坐在宝座上面，到处摆满来自外国的奢侈品，平日他对这些东西极为藐视。四周围绕着获得胜利的军事首长，这些人受到他的宠爱和尊敬。

两个帝国签订和平与联盟的条约，划定东部和西部的国境，以目前主权所及的地区为准。不过希腊人很快忘记了这种令人羞辱的平等，或是仅仅记得要去恨那些勒索过他们的蛮族。基于短暂的联合所感受到的美德和权力，他们用极为推崇的礼节向神圣的查理曼致敬，用罗马皇帝的称号向他欢呼。等他那虔诚的儿子继位后就失去了这种待遇，拜占庭的书信是如此称呼：“致国王或自称为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皇帝”。等到权力和美德都已经绝灭以后，他们剥夺刘易斯二世世袭的头衔，使用蛮族对国王的称呼，等于将他贬低到拉丁的诸侯这个阶层。从刘易斯二世的答复中（可以参阅列在编年史补遗里的一位萨勒诺匿名作家的书信，巴罗尼乌斯将它登录在他的编年史时误以为作者是埃尔切伯特。）就可以看出他的懦弱，他只能用渊博的学识从神圣和世俗的历史中提出证明，“国王”这个称号和希腊的“皇帝”是同义词。如果在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头衔被赋予专属而至高的意义，他的权力来自祖先和教皇，可以合理地分享罗马皇帝的荣誉。奥托统治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争论，他们的使臣生动地描述了拜占庭宫廷的傲慢无礼。（教皇向希腊皇帝尼西弗鲁斯提出劝告，要他与奥托和谈，因为奥托是罗马人至高无上的皇帝。）希腊人乐于藐视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的贫穷无知，在他们最后面临衰亡之际，拒绝让日耳曼国王滥用罗马皇帝的头衔。

身为皇帝在教皇的选举中，继续运用他们得之于哥特和希腊君王的权力，罗马教会的世俗产业和宗教审判更增加了这种特权的重要性。在基督教的贵族政体中，教士的主要成员仍然组成了一个元老院，协助主教进行管理工作，或是填补主教的空缺。罗马划分为28个牧区，每个牧区有一位红衣教士或长老负责治理，无论这个头衔的来源是多么普通和谦恭，他们还是渴望与登基的国王一争高下。他们的数量通过7位最重要医院的辅祭，7位拉特兰宫的内廷审判长，还有教堂的显要人物的联合而得到增长。教会的元老院接受罗马行省7位红衣主教的指导，他们每周都要到拉特兰宫去处理事务，留在城郊的奥斯蒂亚、波尔图、维利特里、塔斯库卢姆、普拉内斯特、蒂伯尔和萨宾等教区的时间较少。同时他们要分享教廷的荣誉和权威，教皇一旦逝世，这些主教就推荐一位继承人给红衣主教团去投票选举（在托马森、穆拉托里和莫斯海姆的著作中，可以知道红衣主教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他们也都精确地描述了有关选举的形式和改变的状况。教皇达米阿努斯把红衣主教提升到很高的职位，后来还是降到与其他的枢机主教团同一阶层。），产生的结果经由罗马民众的欢呼或叫嚣来批准或拒绝。

然而这样的选举过程仍旧会出现问题，因为要等到教会的拥护者皇帝亲自表示认可和同意，否则教皇不可能合法任职。皇家委员会立即审核选举程序的形式和权限，不可或缺的事项是要先详细审查候选人的资格，然后他才能接受他们的宣誓效忠，同意用捐赠不断充实圣彼得的产业。在经常发生教派分裂的状况下，敌对一方的权利要求会屈从于皇帝的裁决，他在主教的宗教会议中，审讯、宣判和惩处一个犯罪教皇的罪行。奥托一世将一项协定强加于元老院和人民，保证他们提出的候选人能为国君所接受。（像这样一个重大的让步，可能补充或确定有一份敕令颁发给罗马的教士和人民。巴罗尼乌斯、帕吉和穆拉托里用坚定的态度加以否认，圣马克对整个事件提出辩护和解释。对于教皇的选举和坚信礼，可以参考圣马克这位历史评论家的著作和穆拉托里的编年史。）他的继承人期待或阻挠他们的选择，他们将罗马的圣职赐给他们的秘书和教师，有点像在科隆或班贝格主教辖区的做法，不论一位法兰克人或撒克逊人建立了多大的功绩，他的名字本身就可以证实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这些特权行为大部分被全民选举的缺陷免除。如果竞争者受到红衣主教的排斥，可以求助于群众的热情或贪婪，梵蒂冈和拉特兰都沾染着受害者的鲜血。那些最有权势的元老院议员，像是托斯卡纳的侯爵和塔斯库卢姆的伯爵，使教廷受到长期而可耻的奴役统治。

公元9世纪和10世纪的教皇被暴君侮辱、囚禁和谋杀，正因为教会的产业被人霸占，教会陷入贫穷的境地，教皇才会遭到不幸的待遇。教皇不能再支持罗马这个君主国家，也不能再做教士应尽的善行。（公元10世纪时罗马教廷的专制和恶行，可从勒特普朗德的事迹和出使看出。还有更奇怪的事，就是穆拉托里的说项求情，要缓和巴罗尼乌斯对教皇的抨击之词。但是这些教皇是被俗家的赞助人选出，不是由红衣主教选出。）玛罗齐娅和狄奥多拉是当妓女的一对姐妹，靠着财富和美丽发挥影响力，用政治活动和风流艳事进行各种不法的密谋。她们有很多入幕之宾，其中最奋发图强的爱人获得罗马的法冠，统治的方式（出现若安教皇的时间，不管怎么说都要比狄奥多拉和玛罗齐娅来得早。她那两年虚构的统治，硬是被说成是在利奥四世和本笃三世之间，但是与之同时的阿纳斯塔修斯把利奥的去世和本笃的选举，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帕吉、穆拉托里和莱布尼茨（1646～1716 A.D.，哲学家、数学家和政治顾问）都有很准确的年代记录，认定这两件事发生在公元857年。）可以让人联想到黑暗时代（若安教皇的拥护者提出150名证人，整个事件在公元14世纪到16世纪引起回响。这个非常奇特的故事应该会被知情的作者以各种方式描述，也产生了更多的证据，因此这些证言自相矛盾，也反驳了浪漫的传奇。这些事件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发生，最近的事件应该会产生双重的力道。佛提乌难道会高抬贵手不予谴责？勒特普朗德难道会放过这样一件丑闻？马尔提努斯·波洛努斯、占布鲁的西格伯特，以及马里阿努斯·斯科图斯的著作不值得讨论。有关教皇若安的叙述文字很可能出于伪造，被插入罗马人阿纳斯塔修斯的一些抄本和出版的作品之中。）传说（听起来是虚伪不实的传闻，但是我不会公开宣布说这件事难以置信。假设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位名声显赫的法国骑士，出生地是意大利，没有到军营服役而是在教会里接受教育。结果她靠着功绩或是机运能爬上圣彼得的宝座，她的风流来自天生，很不幸地在街头生产，情节不管多么荒谬，也不是没有可能。）中的女性教皇。（直到宗教改革为止，这个故事始终流传不息，很多人相信，也没有触犯到任何人。若安的女装雕像置放于西恩纳的主座教堂，在一大群教皇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她的名声为两位博学的新教徒所摧毁，布隆德尔（1591～1655 A.D.，新教神学家）和贝尔（1674～1760 A.D.，哲学家和智识分子）的批评公正而宽厚，使他们的教友感到极大的愤慨和不满。施潘海姆和伦芬特很想为引起争论这个微不足道的原因说几句公道话，甚至就是莫斯海姆也有一些怀疑。）玛罗齐娅的私生子、孙子和曾孙都曾经盘踞在圣彼得教堂的宝座上，像这种光宗耀祖的家谱倒是很罕见。她的孙子在19岁就成为拉丁教会的首领，在年轻和成人时保持容光焕发的神色。各国的朝圣客带着证据当着奥托大帝的面，在罗马的宗教会议上对他提出控诉。就拿若望十二世来说，他拒用圣职的服装和礼仪，认为自己是士兵，可以饮酒、杀人、放火、赌博和狩猎，这些对士兵而言都不是可耻的事。他可能是出于穷困的原因，公开买卖圣职。他做出祈求朱庇特和维纳斯这种亵渎神圣的行为，如果真有其事，也不会有多么严重。然而我们读到一些让人感到惊奇的事，玛罗齐娅的这位可敬的孙子与罗马的贵妇人通奸，公开姘居在一起，拉特兰宫变成卖淫的大本营。他强暴处女和孀妇，使女性朝圣客不敢朝见圣彼得的墓地，以免在虔诚的礼拜过程中为他的继承人所侵犯。新教徒用带有恶意的心态乐于详述这个伪基督的品性，但是在深通世故的人看来，教士的恶行远没有美德那样危险。

教廷在长期丑闻不断的状况下，由个性严峻和热心公益的格列高利七世对其加以改革和整顿。这位满怀雄心壮志的僧侣奉献出他的一生要达成两个目标：其一，律定红衣主教团在教皇的选举方面，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行使的职能，永远废除被皇帝和罗马人民篡夺的权利；其二，确保西部帝国再度成为教会的采邑或封地（双关语产生的争执有一个新的例证，就是beneficium这个字。教皇将它赐给皇帝腓特烈一世，拉丁文的含意可以指一个合法的采邑，也可以说是单纯的善意表示，或是一种合于身份的场面话而已。），扩展尘世的统治权给予地球上所有的帝王和王国。经过50年的斗争以后，他完成了第一件规划的工作，他的建议获得圣秩制度坚定的支持，每个成员的自由权与他们最高的职位有关；第二项企图虽然获得部分成就，表面看来相当光彩，但是受到世俗权力的强烈反抗，最后由于人类理性的进步还是无疾而终。